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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轉自：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作 者：黃群慧 賀俊
發表于 《學習與探索》CNKI單篇優先2019-7-29
摘要
與發達國家不同，當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工業化進程，推進工業化從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化轉變；另一方面，這個工業化的過程又是工業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過程，是在新工業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實現的工業化?因此，未來30年是中國深化工業化進程、實現工業現代化的關鍵時期?未來中國的工業化是在新一輪工業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展開的，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對我國的工業化推進方式和配套政策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中國當前制造業下滑過快、服務業占比上升過快的“過快去工業化”傾向，應當引起政府和學界的高度重視，防止“過早去工業化”是未來中國深化工業化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從技術突破、產業組織結構變革和各國產業政策部署的最新趨勢看，作為最主要的通用技術和使能技術，5G和人工智能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規模的商業化應用已經成為中國工業化和參與國際競爭的主戰場?為了更好地適應新技術經濟范式的要求，產業政策的體系、重點和實施方式必須適時進行調整?
關鍵詞：工業化；新工業革命；通用技術；產業政策；未來30年
與另一方面，這個工業化的過程又是工業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過程，是在新工業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實現的工業化?
這個雙重疊加的任務要求我們在工業化戰略中一定要牢牢把握兩方面原則，一是必須遏制中國出現“過早去工業化”傾向，保持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合理占比，防止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二是抓住新工業革命提供的戰略機遇，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通過搶占5G和人工智能等新工業革命制高點深化工業化?因此，未來30年是中國深化工業化進程、實現工業現代化的關鍵時期?
從歷史上看，科技和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是“革命”?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學術界大體上有兩到三次科學革命、三到六次技術和產業革命等不同分類?1983年，英國經濟學家佩蕾絲按照技術經濟范式的轉變，將1771年以來的技術和產業革命劃分為五次，即早期機械時代、蒸汽機與鐵路時代、鋼鐵與電力時代、石油與汽車時代和信息與通信時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在發達國家紛紛推進“再工業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世界在經歷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蒸汽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電力時代后，進入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信息時代?德國則從工業化階段入手，將信息時代細分為基于信息技術的自動化階段和基于物理信息系統的智能化階段，形成從工業1.0到工業4.0的四次工業革命分類?無論如何劃分，學界達成的基本共識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以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為基本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一直在孕育發展?從技術經濟范式角度分析，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至少已顯現出以下特征（黃群慧，2016）[2]?
一是以信息技術的突破性應用為主導驅動社會生產力變革?20世紀90年代以來，計算機芯片處理技術、數據存儲技術、網絡通信技術和分析計算技術獲得重大突破，以計算機、互聯網、移動通信和大數據為主要標志的信息技術、信息產品和信息獲取處理方法呈指數級增長，并在社會經濟中廣泛運用，與現實生活深度融合，由此帶來諸如電子商務、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等生產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變革?與此同時，能源技術、材料技術和生物技術等創新也取得程度不同的突破性進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共同構成新一代高新技術群，為社會生產力革命性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
二是以信息（數據）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人類的社會活動與信息（數據）的產生、采集、傳輸、分析、利用直接相關?隨著信息技術的突破發展，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個人電腦、移動終端、可穿戴設備、傳感器及各種形式的軟件等信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在“云（云計算）+網（互聯網）+端（智能終端）”的信息傳導模式下，信息（數據）逐步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獨立投入產出要素，而且可以借助數字物理系統等大幅提高邊際效率，成為決定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提升現代化水平的關鍵因素?信息基礎設施的重要價值正日益凸顯?
三是以智能制造為先導構造現代產業體系?現代產業體系創新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制造業發展，而制造業發展又可以為其他領域提供通用技術手段，推動技術創新?伴隨芯片技術的突破發展、互聯網設施的發展完善、傳感器價廉量大的供給和先進制造技術的日臻完善，智能制造產業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迅速發展，支持和帶動了智慧農業、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個領域的發展?智能制造依靠數據、軟件等核心要素投入，以工業互聯網為支撐，以電子商務為平臺，促進了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加快了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推動三次產業在融合發展中逐步轉型升級，形成具有更高生產率的現代產業體系?
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意味著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對發達國家則是再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新工業革命對于我國工業化進程而言，是一次重大歷史性機遇?從經濟增長理論角度看，由于新工業革命提高了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素質，將有可能極大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為經濟增長帶來新動能?即使從總需求看，由于新工業革命的發展需要，大數據、云技術、互聯網、物聯網、智能終端等新一代基礎設施的巨大投資需求，也會直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看，由于新產業革命下分工協作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柔性生產、共享經濟、網絡協同和眾包合作等分工協作方式日益普及，在保證規模經濟源泉的基礎上，又極大地拓展了范圍經濟，挖掘了經濟增長的新源泉?可以說，新產業革命塑造的世界經濟發展新動能已經初露端倪，未來更是潛力巨大?我國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而新工業革命催發了大量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為我國產業從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術經濟基礎和指明了發展方向，為我國科學制定產業發展戰略、加快轉型升級、增強發展主動權提供了重要機遇?與以前積貧積弱國情不同，我國綜合國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經形成了完備的產業體系和龐大的制造基礎，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具有了抓住這次科技和產業革命歷史性機遇的產業基礎條件?同時，我國具有規模超大、需求多樣的國內市場，也為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提供了廣闊的需求空間?近年來，我國電子商務取得快速發展，增速遠遠超越其他發達國家，就得益于這樣的市場優勢?因此，面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我國可以乘勢而上，搶抓機遇，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實現跨越式發展?
一是5G網絡是構筑萬物互聯的基礎設施?5G移動通信技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用戶體驗和物聯網連接能力，將大大拓展信息消費空間，提升制造業生產效率和服務業創新效率?5G網絡將成為未來現代化產業體系最重要的基礎設施?
二是5G應用可以加速一國產業結構變革和產業組織結構的重構?未來，5G與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增強現實等技術的深度融合，將形成萬物的網絡結構，成為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力力量?5G將為用戶提供超高清視頻、新一代社交網絡、浸入式游戲等新的消費體驗?此外，5G將支持海量的機器通信，以車聯網、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為代表的物聯網應用場景與移動通信深度融合?更重要的是，5G還將以其超高可靠性、超低時延的卓越性能促進多種類型的垂直行業應用?總體上看，5G及其商業應用將成為創新、創業的重要基礎設施和土壤，助推制造強國和網絡強國建設，使新一代移動通信成為引領國家數字化轉型的最重要的通用技術?
未來5G及其商業應用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重要新動能?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預測，5G的發展將直接帶來網絡運營、通信設備以及信息平臺和應用的快速增長，進而直接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并通過技術擴散和應用帶動關聯產業的發展，從而間接拉動國民經濟發展?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測算，到2020年，估計5G網絡建設初期電信運營商的網絡設備支出將直接形成約920億元的GDP?到2025年，主要來自于用戶購買移動終端、流量消費及各類信息服務的5G支出預計拉動國民經濟約1.1萬億元，對當年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2%?到2030年，主要來自于用戶購買移動互聯網信息服務的支出、各垂直行業的網絡設備投資和流量消費支出等，對國民經濟的直接貢獻將達到2.9萬億元，對GDP的貢獻率將達到5.8%（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3]?
圍繞我國深化工業化進程、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制造強國的目標，未來我國要圍繞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來構建我國的發展戰略和政策體系，具體至少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二是在政策設計時根據不同的政策工具的優缺點進行靈活組合?目前我國的產業政策存在過度依賴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的問題?而事實上，每一項政策工具都有其優勢和局限?例如，稅收優惠可以降低政府對企業創新活動的信息要求，但稅收優惠通常是與企業的研發支出掛鉤，所以稅收優惠會激勵企業更多地把資源投向可測度的研發支出方面，而不能保證企業的創新效果和研發效率；財政補貼可以解決稅收優惠的激勵扭曲問題，但補貼對政府的創新識別能力和企業的道德風險都有很高的要求；市場化程度更高的產業基金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但由于參與產業基金的私人資本要求最高的投資回報，因此產業基金不能有效促進投資周期長、投資風險大的通用技術和共性技術投資?基于此，合理的產業政策體系一定是一個能夠有效發揮不同政策工具互補性的政策組合?
三是加快部署與戰略性前沿技術、通用技術和共性技術的技術經濟要求相適應的科技設施和機構?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日益完備和技術水平向國際前沿的逼近，旨在促進產業發展的公共政策資源應當更多地配置到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而不是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創新驅動導向的公共服務體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礎設施、共性技術研發服務和技術擴散服務三個組成部分?其中，構成科技基礎設施核心的國家實驗室，其主要功能是圍繞國家重大科技和產業發展使命，依靠跨學科、大協作和高強度資金支持開展戰略性研究?共性技術由于既不屬于典型的科學，也不屬于典型的技術，因此常常成為科學向技術轉化的“死亡之谷”，共性技術服務機構的功能正是解決競爭前技術，即共性技術的供給不足問題?如果說國家實驗室和共性技術研發機構的主要作用是向產業提供戰略性技術和共性技術，技術擴散服務體系的作用則主要是促進已經形成的先進適用技術（主要是工藝技術）向廣大企業的擴散和應用（賀俊，2017）[5]?
四是努力彌補我國在公共科技服務體系建設方面存在的不足?這方面不足主要表現在科技服務體系的特定主體和功能缺失?例如，目前我國的國家實驗室主要依托于高校，國家實驗室缺乏相對獨立的組織結構和人員，這使得國家實驗室實際上成為高校學科建設的平臺，任務導向型、戰略性的前沿技術研究主體在中國的創新體系中名存實無?在共性技術研發方面，2002年前后開始實施的科研院所改制使得中國國家層面的共性技術研發機構從有到無?因此，“中國制造2025”提出的建設一批制造業創新中心，應能夠采用兼顧公益性和效率性的治理體系，切實發揮共性技術研發和供給的功能?除了提供戰略性前沿技術和共性技術的服務外，公共服務體系還應當承擔促進技術擴散的功能?而后者恰恰是我國產業創新體系的空白，也是近年來我國工業生產效率出現下降的重要原因?建議通過建設“制造業創新網絡”、進行中小企業技術咨詢師和管理顧問認證等做法，為中小企業提供質量管理、現場管理、流程優化等方面的咨詢與培訓，從生產工藝而不是生產裝備的層面切實提高我國的生產制造水平和效率?
參考文獻
[1]黃群慧：《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產業發展與工業化進程》,《中國工業經濟》2018年第9期?
[2]黃群慧：《從新一輪科技革命看培育供給側新動能》,《人民日報》2016年5月23日?
[3]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5G經濟社會影響白皮書》2018年版?
[4]譚鐵牛：《人工智能的歷史、現狀和未來》,《求是》2019年第4期?
[5]賀俊：《產業政策批判之再批判與“設計得當”的產業政策》,《學習與探索》2017年第2期?
[6]Mark Purdy and Paul Daugherty, W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Future Of Growth, https://www.accenture.com, 2017.
[7]帕爾馬：《去工業化、“過早去工業化”與荷蘭病》,王豪譯,史蒂文、杜爾勞夫、勞倫斯、布魯姆：《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二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